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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8-31 文章来源:传媒内参—广电头条综合
曾侯乙编钟研究,涉及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人们从青铜器、礼器、乐器的角度认识曾侯乙编钟,多学科间的相互协作、渗透、影响,都是为了追寻其灵魂——2400年前的乐音。

1979年9月,《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开展。曾侯乙编钟原件仅有的这次远行在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月,国家文物局确定开展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由谭维四、华觉明出任课题组组长。这个系统工程,开展了对编钟形体、音响、化学成分、金相组织的检测和分析,对编钟铸造方法的查验,对编钟振动模式的观察。在此基础上,一套按“原设计音高”标准复原的编钟——这项被黄翔鹏视为“曾侯乙钟律体系研究工作中尚待深入探究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由中国音乐学院于2012年完成。

音乐学对乐器音响的采集、分析方法在曾侯乙编钟研究的运用中逐步成熟、规范。同时,编钟的音乐学和乐器学考察,作为一种重要技术手段,充实了考古学对钟体分型分式的观察要素,丰富了考古界依形制、纹饰、铭文对编钟进行断代研究的方法,为音乐考古中的乐器断代研究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这种交织的知识,又深化到钟形的选择和钟体的局部变化对钟声的影响,以及双音技术的形成过程。

我们发现湖北民歌中大小三度重叠的特性音调,以五度为框架、三度为枢纽,与曾侯乙编钟的律制特点相吻合。民歌即成为钟乐“复原性”创作的源泉。此外,我们还尝试从有据可考的琴曲文献中选取古曲进行编创,在传统音乐的意蕴、古曲的意境中寻求遗迹。这些不同的努力都是希望借曾侯乙编钟等音乐文物建构起一部远古音乐史。

1988年11月,以首届曾侯乙编钟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标志,曾侯乙编钟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研究课题。自此开启的10年一度的纪念性学术活动持续至今,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专题成果交流平台。1992年,曾侯乙编钟(复制件)首次出境赴日本展演,随后,在两岸交流、香港回归、重大国家庆典、对外文化交流和外交礼仪中,都闪现着编钟的身影。和谐、美妙的钟声回响在世界和平的大舞台上。

2004年至2015年,由邹衡、谭维四领衔,集合了一个因曾侯乙编钟结缘,有30余年合作友谊或师承关系的老、中、青学者组成的20余人的写作团队,编撰出版了《曾侯乙编钟》。这部大型专著以“放大镜下的曾侯乙编钟”为旨意,首次全面发表了曾侯乙编钟的全部纹饰及铭文细节。

2016年,国际音乐考古学界在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宣称:曾侯乙编钟及其铭文,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国先秦音乐上取得的成就。

编钟浸透着“和”的美学思想

钟是古代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使用较早的一种精神表达和传播的重要工具。中国先秦编钟起于晚商,兴于周代。在那个充溢着“以礼治国,以乐兴邦”思想意识的时代里,“礼”与“乐”互为表里,构成了政治制度缺一不可的两大要素。作为礼乐重器,编钟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铸造编钟,往往与君王、贵族的政治意向,与追孝先辈、光宗耀祖以及祝福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相关联。使用编钟,常常令其在敬天地、祭鬼神、享宾朋的重大的礼仪里和国之大事中担当重任。人们希望以和美的钟声祈祷风调雨顺,寓意政通人和。编钟作为物化了的精神产品反映出古代人类文化的精华和极为丰富的内涵。

乐悬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具体实施的重要表现。“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规定了不同阶层允许作乐的规模和享乐的权力。“乐悬”实指钟、磬之类大型编悬乐器的配置。包括曾侯乙编钟在内的曾国礼乐遗存系列以及其它相关考古发现,是我们研究乐悬制度以及周代礼乐文明翔实、系统、史料价值极高的资料。

曾国礼乐遗存系列显示出周代礼乐乐悬配制及其规模上的发展:首先是于西周早期,曾侯墓中有钟无磬,金石之声尚不完善。现知最早的钟磬配置出现于春秋早期的曾侯絴伯墓。其次,领封于周公的曾侯犺并不拥有“轩悬”之制。《周礼》所谓的“诸侯轩悬”自春秋早期的曾国才得以见到。之后,在史称“礼崩乐坏”的时代,曾侯絴伯墓、曾侯乙墓、随州擂鼓墩M2呈现的“轩悬”之制在外在的架势和布局上并没有改变,变化的是内涵——实际配置的钟、磬数量。再之后,曾侯絴伯墓、曾侯乙墓、随州擂鼓墩M2均为编钟、编磬、建鼓的配置,体现出曾国礼乐制度历代相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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